“河西”地区指今天甘肃的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因位于黄河以西，自古称为“河西”，是佛教地理学意义上最先中国化的区域之一。佛教中国化过程与民族交融同步，是河西佛教历史文化的一大特色。

河西佛教的三大关键词

河西佛教有三大关键词——河西石窟寺（群）、河西沙门及其译经群体、佛教文化的传播与民族间交融。

河西石窟寺（群）是河西佛教文化最直观的文化样式，位居中古时期中华石窟六大绘画造像艺术群系之首，充分体现了河西佛教文化的历史性、地域性与丰富性。

河西石窟的创建晚于西域石窟，但其规模却远远超过西域石窟。河西地区历经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政权，自西晋永康二年（301年）张轨主政（担任凉州刺史）之后，佛教开始进入落地生根的起始阶段。在此阶段，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源于西域的佛教“石窟塔寺”建筑出现于河西地区。“石窟塔寺”的出现，堪称佛教文化被民众接纳的一大标识。通过以敦煌莫高窟为典型代表的河西石窟寺的相继修建，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河西地区佛教的始兴景象。

河西地区的佛教石窟寺表现出群落现象，后经历代整修，至今仍得以较好存留。相比江南地区以木建构为主的寺院，河西石窟寺的毁废现象少了许多，成为佛教考古及文物的大宝藏。

河西沙门及其译经群体是佛教中国化初期最具有创始意义的僧人群体，充分体现了河西佛教文化的创造性活动。河西佛教初兴于西晋时期，甫一登场，即出手不凡。西晋佛教文化界有“四大佛教翻译大家”，其中3位与河西佛教密切相关。当时佛经翻译之盛，无出河西之右者。号称“敦煌菩萨”的竺法护（231－308年）在河西组织翻译《般若经》等佛教典籍。位居“中国佛经三大翻译家”之首的鸠摩罗什（344－413年） ，一度居留凉州弘扬佛法，与河西佛教结下甚深法缘。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则是“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 （385-433年）。

佛教经典的汉译既是佛教中国化的文化基础，更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表达。河西地区的译梵为华、译胡为华，这些佛教中国化初期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弘法活动，都离不开当时河西地区整体的社会文化生态。汉晋易代之乱使中原饱受战乱，中原之士纷纷西迁。因此，河西地区短期之内聚集了一批饱学之士。《资治通鉴》所谓“永嘉之乱，中州之人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故凉州号为多士。”至十六国时期，承西晋士习之风，河西地区同样保持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昙无谶在河西翻译《大般涅槃经》，鉴于《大般涅槃经》在佛教经典中的殊胜地位，其译梵为华之举，标志着此一时期的河西沙门群体引领佛教中国化风气之先。而藉河西沙门的译经活动，更让河西地区堪称当时的佛教文化中心区域。

其后，北魏统一北方。由于北方战乱，河西僧人开始辗转各地，特别是进入当时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地区，甚至南下江南。此举虽然导致河西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河西佛教却因此而转向另一维度的发展——表现为此一时期河西地区佛教石窟和寺院大量兴建，如敦煌莫高窟、酒泉文殊山、张掖马蹄寺等，体现了当时河西佛教的继续扩展。

隋唐时期，河西佛教进入繁荣期，并表现出不同的历史文化形态。至此，河西佛教完全脱离了作为“西域佛教”与“中原佛教”之间的佛教通道的“中介”地位，而形成并呈现出自身的特色。

河西佛教历史文化还表现为佛教文化的传播与民族间的交融。“河西”是佛教地理学意义上最先中国化的区域之一，同时，其佛教中国化过程与民族交融同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杜继文曾提出“中国佛教的多民族性”一说，认为佛教的传入及其僧侣阶层的形成，似乎可以视之为超越阶级对立和民族对抗的“第三种力量”，即一种以非世间、超政治的面貌游离于任何政治集团，但也可以为任何政治集团所利用的社会力量。历史上，西北地区民族交融的复杂过程中，在政治与经济的主导性力量之外，佛教文化显然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助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北地区（包括“河西地区”）佛教文化扩展其影响与西北诸民族交融过程的同步性，堪称佛教中国化的展开效应。

“河西佛教”本身就是非常中国化的称谓。河西佛教在佛教中国化初期具有独特的开创性意义，其历史内涵颇为丰富，有助于我们了解早期佛教中国化的经验以及进行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实践。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

佛教信仰、生命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随着时代的沧桑变迁，在大多数时候呈现为文物、历史和文化表征。正如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河西佛教同样需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

河西佛教最为突出的石窟寺（群）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佛教寺院的“文物属性”，许多“石窟塔寺”都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对象。佛教文化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涉及建筑、经幢、佛教类古塔、摩崖石刻、遗址等，应该让这些佛教文物在保护与利用中取得应有平衡，突出其“佛教属性”，让佛教文物“说话”。

一部寺院史既是一部佛教文化史、佛教社会史，同时也是一部以僧人活动为主体的佛教生活史。寺由僧立，寺因僧兴。“寺僧一体”是佛教活动的基本形态，也是传统寺院生活及其内在管理的一大规范。河西佛教寺院历史悠久，影响独特。河西既有敦煌莫高窟从4世纪到14世纪的千年创造，也有最近100多年作为世界性“显学”的敦煌学研究，我们看到了历史上佛教寺院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巨大影响。今天，我们要将佛教寺院与佛教僧人研究结合起来，注重“以寺记僧”“因僧显寺”，突出名寺、名僧的历史联结。

佛教寺院曾是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许多寺庙都与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联。正如美国学者韩书瑞在《北京的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一书中所说：“寺庙的职责包括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院、救济院、消防队、市场、旅游景点等等场所，可以发挥的各种非宗教的公共职能。”河西作为佛教历史人文荟萃之地，作为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佛教历史文化聚集之域，如何彰显佛教寺院的地方人文特色，如何着眼于当代人文建设，最终为“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现实服务，是未来具有现实意义的挑战。